三分28

                                                      来源:三分28
                                                      发稿时间:2020-09-19 01:41:37

                                                      鲍尔森:展望未来,美中关系是否有什么问题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你认为未来美中两国最大风险和最大机遇是什么?

                                                      崔大使:感谢财长先生所给予的访谈机会。▲ 图源/《新闻周刊》他们曾是抓到俘虏后进行活体解剖和活体实验的731部队成员。他们曾是在南京大肆屠杀、集中处死大批俘虏的士兵。如今的他们已到垂暮之年,这些老人讲出了自己曾经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些画面并不是出自中国电影,而是来自日本拍的纪录片《日本鬼子》。美国《新闻周刊》日文版在17日的报道中,对这部纪录片进行了详细介绍。这是一部日本制作、 由14名日本侵华老兵口述的侵华杀人历史所制成的一部纪录片。影片还原了日本在1931年-1945年对中国所进行的侵华战争历史,日本老兵本人用亲身经历,讲述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种族灭绝、惨无人道的种种罪行。这14名曾身处侵华战争最前线的“皇军”,有731部队成员,有参与过南京大屠杀的士兵,还有大量将俘虏进行处刑的宪兵。在半世纪后的今天,垂暮之年的他们,坐在自家的客厅、走廊,酒店大厅或是医院,讲出了对中国士兵和老百姓做出的那些惨绝人寰的加害。曾经的他们袭击平静的村庄,把抱着宝宝发抖的年轻孕妇拖出来强奸,不顾她们的拼死抵抗,再揪着头发把她们甩进井中。曾经的他们把扒着井口往下看的幼儿也推下去,曾经的他们还命令部下,把手榴弹扔进井里。有位老人平静地讲着这些的时候,小孙子正坐在他膝上玩。他嘟囔了一句,那时候杀的小孩,可能就和我这孙子一个年纪吧。《新闻周刊》在文中指出,片中的“日本鬼子”在如今,大部分都把自己置于旁观者的视角,嘴上说着“是上级命令我这么做的”“我记得是同事干的这些”。然而,在影片中登场的14人,确确实实都是加害中国人的“当事人”。他们谈起往事时,唤起尘封的记忆,所有人都一副深受冲击的样子,呆呆地坐在原地。《新闻周刊》记者称,自己在香港国际电影展上看了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咬牙切齿。《日本鬼子》自2001年公映,至今已快20年了。直到今日,日本还是不断有人叫嚣南京大屠杀不存在、慰安妇不存在。他们称那场战争是解放亚洲的大义,不应该叫“虐杀”。他们不承认、也不正视历史,还把侵华战争说成“之前的大战”。《新闻周刊》特别指出,如今的日本,仍然不能从历史层面承认自己的加害行为。相关阅读纪念“九一八事变”89周年 沈阳举行撞钟鸣警仪式今天(9月18日)是纪念“九一八”事变89周年纪念日,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9时18分,沈阳市鸣防空警报。撞钟14响,鸣警3分钟。提醒我们中华民族曾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中国人民曾经过怎样艰苦卓绝的斗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特朗普9月18日参加记者会(美联社)

                                                      崔大使: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独特的经历。我至今对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我的美国教授们心怀感激。在此之前,我已在联合国工作过几年时间。但这两段经历很不一样。作为学生,我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美国人民和社会,还有机会更系统地学习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我也学了一些经济学课程,这对我整个外交生涯都十分有益。当然,我后来也发现有些课堂上学的知识未必能用到社会实践中。

                                                      鲍尔森:回顾这段经历,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问题,这并非新问题。很多人一直关心国家安全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回顾过去四五十年历史,中美双方在深化和拓展双边关系的同时都妥善处理了国家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中美双方的国家安全利益因双边关系发展而受损。实际上,发展双边关系有利于国家安全。如果彼此交流越来越多,双方就能更好相互理解,知道对方是如何思考的、对方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方优势和弱项。这样你才知道同对方如何打交道、如何降低风险、如何促进互惠合作。这应是我们从过去四、五十年历史吸取的宝贵经验,为什么要改变它呢?

                                                      鲍尔森:有趣的是,我所尊敬的人在各行各业有不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求知欲。正是求知欲和真正的勇气促使人们走出国门、体验不同文化。我2009年离开财政部时,开始撰写《峭壁边缘:拯救世界金融之路》这本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待了1年时间。这也是你曾经学习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地方。这段经历是如何影响你对美国看法的?

                                                      崔大使:很显然,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推进国际治理。在21世纪的前20年,我们至少经历了三场国际危机:“9·11”恐袭事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些都是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可以用传统意义的大国竞争“工具箱”予以解决。相反,上述挑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推进全球治理,加强国际合作。中方积极支持所有加强国际治理体系应对能力和有效性的努力,不仅为应对当前挑战,而且要防范未来新的挑战,中国愿为此贡献力量。这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参与和积极贡献,特别是中美这样大国的参与。中美两国对世界负有共同责任,那就是应带头开展合作,共同发起、支持和促进国际合作,积极应对所有挑战。当然,国际治理体系改革要考虑到所有成员国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携手合作。正如你所说,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将是什么样子的?需要我们做什么、开展哪些合作?我们需要向前看,提早规划,始终坚持合作理念,而不是对抗思维。

                                                      鲍尔森:你所谈让我回想起2006-2008年我任美国财长的那段时光,我们双方成立了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当时我们(在经济轨)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汇率改革问题,希望人民币汇率未来不被低估且更能反映市场供求,第二个是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当时中国产能过剩且储蓄多、消费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的10%。我们当时鼓励中方减少生产、刺激消费。时至今天,这两个问题都取得重要进展,我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

                                                      鲍尔森:你说得很好,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世界将变成一个困难和危险重重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接下来我们要谈到贸易和科技“脱钩”问题,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当前已经出现美中贸易和资金往来“脱钩”所带来的显著压力。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存在。问题是,这种情况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想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如何看待美国高科技企业对中国市场开放空间十分有限而感到沮丧的问题?